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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传统中的“法”与法律人——中西早期帝国的比较》节选

体裁：论述文。字数：1179字。难易度：★★★☆☆。建议用时：12分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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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余年前，严复在译介西方法学文献时，敏锐地意识到中西方语言中“法”概念上存在的重大差异：“西文‘法’字，于中文有理、礼、法、制四者之异译。”当代学者普遍认识到，中文概念上的“法”限于律令等规则条文，这与罗马法等西方概念的多元涵盖性判然有别。

在价值意涵层面，中国古代“法”的概念在本体的正当性方面并不着力措意。先秦法家和部分道家论述中，“法”普遍被喻为绳墨、权衡、规矩、度量等规制工具，实证工具主义的特质突出。汉初成书的《文子•上义》提出：“法制礼乐者，治之具也，非所以为治也。”此说为史迁和班固改造后沿袭。由此以降，中国的“法”概念具有突出的实证规范性和工具性的意涵。相比而言，在罗马法的古典时期，“法”具有更强的价值意涵。罗马法虽然不注重抽象归纳、具有明显实用主义倾向，但法学家们对法与正义、法的理性、法的精神等自然法主题有所关注。同时，在实践中，古罗马法学家们将自然法注入形式法的实践中，使“法”与“正义”实现内在的统一。

中国早期文明中并非没有对法的正当性关怀。中国先人更多地将正当性的价值内涵赋予更具有涵摄力的“礼”，因为礼具有根本制度、具体规范仪节和评价人物事件标准等多层意义。可以说，罗马“法”的价值内涵，在类似时代的中国更丰富地体现在对“礼”正当性证成中，而中国的“法”则主要呈现出工具实用的价值面相。

中国传统中“法”的概念、价值意涵，相当程度上可以从法律人的角度进行解释。在特定的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中，法律人群体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对“法”产生明显影响。在集权体制下，秦和西汉前期的法律人主要是中央司法官，他们都具有明显的官僚性，总体上是皇权的附庸。西汉中期儒学兴起后产生的士大夫阶层获得相当大的话语权，形成一定程度上可能抗衡和制约皇权的稳定力量。他们推动了礼法合流过程，在实践意义上改变了“法”的运行状况。但他们着力于建构“礼”的体系，关注点在于更广义的意识形态层面，律学只是经学的附属和延伸，未形成“法”的独立知识体系，因此也没有形成专门的职业群体。

而在古罗马，共和制和元首制前期的法律人主要包括执法官、论辩人和法学家，普遍具有贵族或骑士身份，有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知识话语权。在共和制时期，哲学家、演说家和法学家是同一群体。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和话语权，借助希腊的论辩术和逻辑学，将“法”打造为涵摄力丰富的概念，并在相当程度上建构起对“法”的控制权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古罗马的法和法学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。

法律职业群体的形成及其权力，是社会阶层和政治权力结构的反映和结果，并进而产生对“法”的不同理解和运作方式。同时，制度形成后，基于路径依赖而产生的文化连续性，使因果要素的作用关系更为复杂。即使作为基本动因的社会阶层和权力结构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，如果不形成颠覆性变革，法律职业群体的地位、作用及法的运行也只会产生渐变，甚至有些方面仍延续固有形态。

（摘编自王志强《中国传统中的“法”与法律人——中西早期帝国的比较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