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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《包身工》所引起的回忆
夏衍
1927年，我的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。那时，我做过一个很短时期的工会工作，认识了一些在纱厂工作的朋友。后来工作调动就离开了。1929年年底，我住在沪东塘山路业广里，因为这是工人区，所以有几位做工人运动的同志还常常到我家里来“落脚”——把一套蓝布工作服放在我家里，他们穿了长衫或者西装到我这里来，换上工人装束到工厂去，工作完了之后，再到我这里来，换回原来的衣服。从这些同志的谈话中，我知道了“包身工”制度和这些年轻女孩子们的非人生活。一年多以后，上海艺术剧社被解散，我们组织了流动演出队到工厂区去演出，为了找关系，我又和一个过去认识的、在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工人夜校里担任教员的同志接上了关系（她就是我后来在《包身工余话》里写的那位冯先生）。她告诉了我许多关于包身工的事情。“
一
·二八”战争后，沈西苓同志要写一个以上海女工为题材的电影剧本，我就把包身工的材料告诉了他。这就是由明星公司拍成的《女性的呐喊》。这是第一部写包身工的文艺作品，但是一方面由于我们对这方面的体会不深，生活不够熟悉，同时由于当时的环境限制，拍成之后又遭到了电影审查官的一再
删
剪，这部影片的成绩并不很好。但是，由于要写这部电影，我们又重新收集了一些包身工的材料，了解得多了一些，包身工的悲惨生活更使我们这批知识分子感到“灵魂的震动”。我也看过了不少描写女工生活的文艺作品。在日本的时候，我也看到过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致认为生活水平最低、劳动条件最坏的日本的纺织女工的生活，可是拿日本女工来和包身工一比，那就是天堂和地狱了。这时候我才知道，在20世纪的帝国主义经营的工厂里，原来还公然地保存着奴隶制度。我感到愤怒，我觉得非把这个人间地狱揭发出来不可，于是我决心写一篇小说，开始进一步地了解包身工的生活，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忙就搁下了。直到1935年，上海党组织遭到了又一次很大的破坏，我们方面的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被捕了，组织上让我暂时隐蔽起来，我就利用这个机会，开始了有关包身工的材料的搜集。
经过“沪东公社”（进步分子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，在
杨树浦办的
一个以工人夜校为中心的服务组织）的同志们的介绍，我认识了一位在日本内外棉纱厂做工的青年团
员杏弟
。和她谈了几次之后，觉得真的要了解包身工的生活，光凭收集材料是不行的，非得实地观察不可。我找到了一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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